年轻人寻找稳定出路：社区社工成为新选择

在当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，一些无法成功“上岸”的年轻人开始转向社区社工这一看似“稳定”的职业。多数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并不属于公务员或事业编制，他们在行政体系中被视为财政供养的“第三类”群体。这些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，深入到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。然而，繁忙的工作背后却是相对较低的薪水和有限的晋升机会，许多选择这一行业的年轻人很快便意识到，他们需要面对“留还是走”的艰难抉择。

方晴的办公桌上有本记录每日工作的笔记本，包括处理居民投诉、组织活动、撰写材料及整理台账等。等到下午五点半，居民陆续回家，入户走访的工作才刚刚开始。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往往要到晚上八点以后。日常工作琐碎而繁杂，因此迫切需要事先做好详细的计划。

方晴是一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，与人们心中“马大姐”的形象截然不同。她在2021年毕业于某211高校，经历了两年的考研失利后，于2023年开始找工作。很快，她意识到求人并不是她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作为一名英语翻译专业的毕业生，方晴本应有良好的就业机会，但疫情后，工作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，英语翻译岗位几乎要求必须有研究生学历和专业八级证书，这让她在学历要求上被挡在门外。唯一的一次面试机会也没能成功。

在一段时间的自我怀疑之后，方晴的父亲在社区看到了一则社工的招聘信息。与专门服务特定群体的“专业社工”不同，社区社工是在社区党组织、居委会和服务站中从事社区管理的人员。招聘条件相对宽松，只需40岁以下、大专以上学历和本市户口。经过考试，方晴通过了初选，签署了服务协议。

疫情期间，社区工作者成为基层防控的重要力量，很多人因此了解到这个群体。报告指出，全国有400万名社区工作者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作用。尽管该职业在社交媒体上多次与低薪和工作繁重相关联，方晴当时只是希望能有一份工作，证明自己依然有价值。

她在笔试中排名前列，进入了面试。现场的应聘者大多年龄在三十多岁，多数拥有本科学历。此外，还有不少来自互联网和教育培训等行业转行的人。虽然社区社工没有编制，但通常会续签合同，提供相对的“稳定”工作。另一位社区工作者申甜表示，“稳定”正是这份工作的吸引之处。

申甜在2016年进入教培行业，但经历了两次被裁的窘境后，她面临着找工作的巨大压力。在失业期间，她甚至要自费缴社保，压力使得她几乎失眠，最终选择了转行进入社区工作。

回头看，方晴和申甜或许恰逢招聘的最佳时机。以北京朝阳区为例，该区计划招聘3500名社区工作者，但实际参与笔试的人数高达14816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虽然招录名额逐渐减少，报名的人数仍然保持高热度，2024年该区拟招696名社区工作者，报名人数超1.3万，录取比例接近19:1。

随着竞争的加剧，社区工作的门槛也随之提高。在朝阳区，现在已有超过70%的社区工作者是本科及以上学历。入职一年后，方晴得知报考者中已经有研究生，甚至有人为培训班支付了8万元。工作两年，方晴几乎没有按时下班，因加班过晚错过了末班地铁，而不得不留在单位。父母对此感到不解，总问她为何“一个干居委会的能忙成这样”。

大多数人对社区工作的理解往往仅停留在“居委会”这一误解上。